张长城：北京现代舞团总监。自1998年起，带领舞团通过广泛的社会联系和与国内外顶级艺术家的合作，在国际上赢得了众多荣誉，并在国内推动了不少公益性和普及性的艺术项目。舞团多次接受德国柏林艺术节、威尼斯双年展等国际著名艺术节的委约创作和参演邀请，被美国《纽约时报》、法国《 L'Expression 》等媒体评价为“国际级的”、“卓越的”舞蹈团。

（采访张长城是在他的办公室里，简单的桌椅摆设给人空旷之感，除了墙上贴满的07年在世界各国的演出计划。这位不跳舞的团长很健谈，习惯把想法淋漓尽致地表达。每逢整点，离他办公室不远的电报大楼会敲响报时的钟声。采访中，悠然的钟声响起过两次。）

名仕（名仕=M）：去北京现代舞团之前，你从事的工作是什么？

张长城（张长城=Z）：跟舞蹈完全没关系。以前做的行业是投资方面的，与建热电站、发电厂相关。那种工作会让你感受到“巅峰体验”，因为都是运做极大的项目，自己的判断力、执行力都能得到很大的肯定。

M：那为什么会从“巅峰式”生活走到了“文艺化”生活？

Z：因为那种极理智的生活，慢慢会让人觉得没有“人味”。我那时比较年轻，工作时虽然有气吞山河的痛快淋漓，但停下来的时候，发现生活中没有朋友，只有合作伙伴。突然有一天，我觉着这种想的、做的全是“大事”的生活过得很不真实，像虚无的活在半空中。于是就想改变，狠下心，完全离开了过去的生活。停下来后，每天都在玩。听音乐会，看演出，认识了很多以前不太可能认识的人。又是另外一个巧合，我感觉自己被北京现代舞团选择，变成了这的团长。

M：现代舞是相对冷门的艺术行业，北京现代舞团又是靠市场化运作来自负盈亏的，当初选择去承担重担，最大的动力是什么？

Z：我一直有个观点，你可以选择工作，但选择不了事业。因为事业会选择人，当一件事情和你的生命发生关系时，它的能量比人要大。我觉得当初是舞团选择了我，并非我去选择它。

当时我也在考虑人生该怎么走，北京现代舞团那时处于近乎崩溃的状态，没有排练，没有演出，演员都闲置……我在玩的时候认识了他们，和他们是很好的朋友，只觉得这帮人要是散掉了，特别可惜。就像你看见一个挺可爱的孩子，摔了个大跟斗后站不起来了，你自然会搀他一把。当我扶起来时，就有人希望我来管，结果他们来和我谈；当时我也觉得吃惊，因为我做的只是出于关心朋友；但他们找过我很多次后，演员也希望我去，我就给自己定了个期限，最多管两年。然后就和舞团一起走，直到所有的一切都和他们在一起了，我的世界全改变了。就像你扶起孩子后，会自然而然为他考虑，那种关心像爱一样，你莫名其妙、不知不觉地，就与他发生了很深刻的关系。

M：那么舞团今天的成果，是否达到了当初你的预期？

Z：我就没有预期，因为最初接手是一个偶然。很多事情在外面看时很美，真正在里面做，你看到的不光是美的那一面。舞台上的美是一个小时，但可能排练的几个月都是痛苦的，艰难的；都是争论和不停地推翻、否定。所以慢慢地，我学会了不做那么多预期，不假设未来，也不总结过去。我只管把当下的事情做好。当你没有一个所谓终点的设定的时候，你的力量会非常强大，源源不断。

M：现在觉得自己是一个成功的人吗？

Z：现在“成功”已经变成了一个被滥用的词。打开电视，全都在选秀，所有的频道都在塑造“成功”的人；社会也在提倡“成功”的标准，要有什么样的房子，去什么样的地方度假……设定了一堆拿钱来做衡量标准的“成功”。要按这种评价体系，我一点不成功。第一我们没钱，第二我们也没有一夜成名，我们都做10年了，也没有一个选秀节目的影响力大。但按照我自己的标准，评价“成功”是看你是否快乐，那我成功了。我现在生活很充实，每天都在创作，每天都和一群喜欢的人一块工作，我和舞团受到世界各国观众的尊重，这些都是我的“成功”。

M：人生最大的梦想是什么？

Z：世界各地去流浪。我希望的人生，就是每一天都在不同的地方，遇到不同的人；每一天都是新的，不一样的。

M：这些年有没有一直没想明白的问题？如果有，请列举一个。

Z：比如说，我们在国外做过很多演出，都在最好的剧场；票房、反响都不错，所以演出商、观众、剧场经理都高兴，我们也高兴。但在国内演出，剧场经理说自己在赔钱，不高兴；演出商说更赔钱，不高兴；观众说自己买不起票，也不高兴。我们的演出票价严重背离了国人的生活水准，为什么票价那么高？这是一个很奇怪的问题，票价很贵，但每一个中间参与者都没有得到利益。所以，我觉得整个系统有问题，如何去解决它，让所有观众都有能力、有机会进剧场？这个问题我很困惑，但我也知道，这种情况肯定会被改变。因为所有人都觉得有问题了，就会形成一股力量去改变它。

M：称自己为“国际流浪汉”，这么说时的情绪是骄傲的？无奈的？还是其他的什么感觉？

Z：戏谑的吧。就拿这个月举例，5天之前我在西班牙，10天之前在北欧；现在再过10天我在南美。经常被空降到全新的地方，所有的事都需要自己去做，去决定，那种感觉挺像流浪汉的——一个人走来走去，不停地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，又保持一个距离。有时也会非常无奈，比如好几次在国外机场遇到炸弹；穿着夏装到一个冬季的国家，下飞机就发现行李丢了，外面下着大雪（大笑）。那就这么想，好，可以买新衣服了！……经常要面对突如其来的状况，习惯自我解嘲吧。

M：选择三个形容词来描述你，你会觉得哪三个最恰当？（比如：善良的？认真的？）

Z：善良的，这是我一直看重的。好奇的，小时侯的想法到现在还有，特别想藏到每个人眼睛后面，去看看他们眼中的世界是怎样的。第三个，坚韧的。

M：描述一下“典型的张长城一天的生活”吧，比如起床以后做什么，穿着什么样的衣服去上班，工作时间如何安排，晚间闲暇时做什么，等等。

Z：起床之后，洗澡，这是每天早上第一件事。然后，穿什么衣服都是临时决定的，平常上班多穿牛仔裤，棉的、麻的这些比较舒服的衣服；除非有特别隆重的活动或演出会穿礼服。不吃早餐，开着车，很堵很堵地去上班。赌车的时候光是等会很烦躁，我会趁着空隙处理一些事，打些电话，想想今天的安排。然后到办公室工作，有时和行政部门开会，商量演出计划；有时和编导聊创作方面的事，有时和音乐家聊作品音乐、和设计师去聊作品中的一些想法，更多时候是在办公室处理计划、安排上的细节。

累的时候，下楼到排练厅看看团员们排练。他们最可爱的时候就是排练时，因为特别专著，特别真实。一个人专著的时候是最美的。这样看排练对我来说，既是调整，又是一种鼓励。因为这帮人很可爱，为他们做事，我觉得很好。下班回家一般都八九点了，晚上十点左右才吃晚饭。之后第一件事就是看邮件。其实这也是工作的一部分，我的工作和生活根本分不开；那种所谓能分开的工作，不叫事业。处理完之后，浏览一下网络的新闻，或者看看书，写写BLOG，睡觉。

M：觉得最适合自己的装扮是什么样的？

Z：第一是不限制我的，不需要在乎它褶不褶的；第二是经得起脏的；然后它的质量要很好。我不喜欢娇气的衣服，所以从来不穿白色裤子，在北京穿白裤子是个很大的风险（笑）。适合自己的装扮是要让自己舒服的。

M：最喜欢的服装品牌？

Z：Yohji Yamamoto（山本耀司）。真正喜欢的还是东方的东西，但又不是纯粹东方，而是东西方有一点交叉的。因为东方的服装意味很深，但很多时候不舒服；西方的多是根据人体结构在做，技术上很舒服。我想“舒服”和“意味”兼得。山本耀司的东西很有东方的味道，但又不完全是纯粹的古典式东方。而且他的服装以黑色系为主，我喜欢黑色。

M：去过四十多个国家，在国外会找什么样的东西带回家？

Z：以前经常带香水，因为自己很喜欢。（今天用的是哪一款？）Burberry的伦敦，外面是格子布的那款。前段时间用Carlos。我在变化，用的香水也是变化的。很早以前喜欢Armani的Acqua水，后来又用了212的“姜”（Ginger）。喜欢带的东西，然后是酒，各个国家不同的葡萄酒。大概几年前，我又特别喜欢去逛跳蚤市场。比如巴黎有四个跳蚤市场，最常去的一个是13号线坐到头，在巴黎的城东北角郊区；城南也有一个比较大的。每个国家去之前，我都会在网上查他们的跳蚤市场在哪。我喜欢买跳蚤市场里的小东西，比如旧的小烟灰缸，小碗；或是别的有趣东西，像在巴西的市场买过一个小孩拿泥捏的小动物，折合人民币才5角钱。还买过一幅很小的漂亮的画，后面有签名，是谁送给谁的，并且在1927年。一个年轻人卖的，很便宜，买了之后你就想知道背后有什么故事。也许这个东西在另一个人的生活里特别重要，但时间过去，转到别人手里，它已经没什么意义了。这样的猜想会让你觉得很有趣。

M：感觉压力很大时，用什么方法来缓解？

Z：看书。曾经试过游泳、健身、钓鱼、爬山，最后发现还是看书最好；尤其读到自己喜欢的书时，你的精神就完全转移过来了。压力其实来自于内心，但游泳、爬山时还是会想事情；而你读书时就会静下来，那时大脑并没有停止思考。等一本书读完了，其实你已经放松了，也许已找到了新的解决方案。

M：最近在看什么书？

Z：J·G·Frazer的《金枝》，和奥修的《天下大道》。

M：你还没有做到，但这辈子一定要做的一件事情？

Z：没想过。我其实是个很被动的人，也没有特别主动的观点：我要做什么，要怎么样。我就很羡慕农民的生活，他不会带那么多想法，只是合适的农时把种子种到土里去，然后太阳去晒它，雨去淋它，虫子去吃它，他都一一应对；到秋天，收获的时候很快乐，遇到灾害的时候很着急，但这都是正常的。他们该做什么时就去做，不带那么多期待，这也是我一贯的自我要求。我现在都没有完全做到——没有那么多的期待和想象，该做时就去做，做完了就别想它了，再往前看。我觉得农民的那种状态其实很自然，很舒适，而且很环保（笑）。